□唐京华 张润泽
巩固基层基础，夯实国家治理根基，是全面推进强国建设、实现民族复兴伟业的前提基础。新时代坚持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，要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，切实把基层党组织建设强、把基层治理做扎实、把基层政权巩固好。
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的精髓要义
20世纪60年代，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探索形成的“发动和依靠群众，坚持矛盾不上交”的经验做法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亲笔批示。此后，这一经验在传承中不断发展、在发展中不断创新，成为展示“中国之治”的一张金名片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，提高基层治理效能，需要根据时代变化与现实要求，在变与不变中准确把握其精髓要义。
始终坚持走群众路线，依靠群众力量解决矛盾和问题。在党的领导下，充分发动群众、组织群众、依靠群众解决群众自己的事情，是“枫桥经验”最重要的内核。社会主义建设时期，“枫桥经验”紧紧依靠人民群众“教育人改造人”，既做到了发案少、治安好，又巩固了集体经济，促进了生产。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，面对经济与社会发展错位暴露出的各种矛盾问题，“枫桥经验”创新一系列群众工作方法，依靠政府与群众主体有机结合，有效维护了社会稳定。进入新时代以来，基层矛盾纠纷的数量、种类和诉求等发生巨大转变，群众路线是“枫桥经验”的生命线，抓基层、打基础、固根本、强治理，最基本的出发点就是扎实践行党的群众路线，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、化解在萌芽状态。
始终坚持把党治国理政要求与群众需求进行有机结合。“枫桥经验”作为一个地方实践，历经60余载仍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在于，它始终在有效回应党治国理政要求与群众需求中创新发展。“枫桥经验”传承发展过程中，一方面始终遵循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要求，在集中统一的制度框架内，积极推动各项方针政策扎实落地，有效应对了各个阶段的突出矛盾问题；另一方面，又根据新形势下群众需求的新特点新变化，不断创新各种民主参与及纠纷调解的新形式新机制，满足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。始终立足中国情境，不断根据时代变化回应国家需求与群众需求，是“枫桥经验”不变的内核。
始终坚持抓早抓小、源头治理基层各类矛盾纠纷问题。“小事不出村、大事不出镇、矛盾不上交”是“枫桥经验”的目标追求，蕴含了抓早抓小、源头治理的内在要求。其中，“抓早抓小”突出预防在先、发现在早、处置在小的矛盾纠纷治理理念，既要不断完善矛盾纠纷预防预警机制，又要充分挖掘传统的和现代的、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治理资源，激发基层治理活力，提高矛盾初期化解效率。“源头治理”则强调综合治理、系统治理的理念，通过政府政策的科学管理、社会事务的有效治理与公共服务的高效供给，实现源头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和问题。只有将抓早抓小与源头治理相结合，构建“源头预防—苗头化解—末端复盘—综合治理”的闭环机制，才能充分发挥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的治理效能。
新形势下基层治理面临的复杂情况
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。进入新时代以来，伴随经济社会的快速转型，基层社会结构、矛盾主体等发生深刻变革。作为人口大省，2024年河南出生人口为76.2万人，60岁及以上人口占常住人口的20.8%，已经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。“少子化+老龄化”的社会结构，导致家庭代际互助功能衰退，社会矛盾更易显性化。截至2024年年底，河南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.22%，比上年末提高1.14个百分点。城乡人口比重、人口流动性发生明显改变，矛盾主体的主要部分由农村向城市转变，群众对法治化、透明化解决机制的需求显著增强。多重因素叠加，使得当下基层治理面临巨大风险挑战，如何有力推动基层高效能治理见行见效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。
新的社会矛盾特征凸显。在内外环境深刻变革之下，新的社会矛盾特征也进一步凸显。从矛盾性质看，公众诉求呈现“纵向代际差异”与“横向群体差异”交织叠加的特征，群众不仅要求基本的生存权利、经济利益诉求，还越来越多地要求公平的政治参与、文化认同和发展权益保护。从矛盾发生领域看，基层矛盾纠纷越来越向金融、劳资等领域转移。此外，数字时代矛盾纠纷“线上—线下”双向交互趋势也进一步加剧，网络舆情发酵周期短、影响力大，对基层治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。
基层治理面临现实挑战。一是利益诉求多元化与精准治理的挑战。在利益诉求多元化的趋势下，基层治理需要实现由“粗放式管理”向“精准化服务”的转变，但资源有限性与需求无限性之间的张力，使得精细化治理呈现一定不足。二是公众法治意识增强与治理合法性的挑战。群众维权意识不断提升的同时，“信访不信法”等现象依然存在，基层治理必须进一步平衡好治理规范性与灵活性之间的关系。三是矛盾复杂关联与协同治理不足的挑战。单项矛盾纠纷往往涉及经济、社会、环境等多重维度，但基层治理力量仍存在部门协同成本高，政府与市场、社会合力不足问题。
坚持和发展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
坚持党的领导与多方参与的有机统一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。面对现阶段基层治理的复杂情况，坚持和发展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，必须持续推动党的领导与群众路线的深度融合。不断完善基层党的组织建设、工作体系、运行机制，通过全面推进“五基四化”，完善“党建+网格+大数据”模式，抓牢抓实农村、街道社区基层党组织这两个“基本盘”，切实增强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、思想引领力、群众组织力、社会号召力，凝聚共治合力。充分尊重群众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，积极拓展公众、企业、社会组织等多方主体的参与渠道，通过完善平台、畅通渠道、创新方式，更大程度激发社会治理活力。
坚持社会发展与秩序维护的有机统一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，要把服务群众、造福群众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，统筹好社会发展和秩序维护之间的关系。从社会发展的角度，就是要着力增强基层公共服务能力，以群众反映的问题为切入点，想群众之所想、急群众之所急、解群众之所难，不断提升教育、医疗、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，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，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。从秩序维护的角度，就是要创新城乡社区治理机制，通过不断完善信访工作体系、责任体系以及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等，强化上下联动、部门协同、条块结合，健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。同时，着力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，依托“上下结合、德法互融”的体制机制，有效促进发展、保障民生、化解风险、维护稳定。
坚持继承传统与开拓创新的有机统一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，绝不能走传统与现代“二元对立”的路径，而是要从省情民情出发，既深入挖掘和发挥河南优秀道德习俗、家风家教等传统文化基因的治理效能，又不断根据时代要求和实践发展持续推动治理方式的现代化转型。一方面，在发挥德治教化、自治强基作用的同时，强化法律底线和科技赋能效用，依托现代信息技术，强化对社情民意的动态感知，推动从传统依赖事后处置向主动风险防控转变。另一方面，依据省内城乡差异、群体差异特征，积极探索差别化的社会治理与服务供给模式，干群同心发扬焦裕禄精神、红旗渠精神、大别山精神，全面提升治理精细化和服务精准化水平，实现由集中统一向精准匹配的转变。（作者均系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浙江省“八八战略”创新发展研究院研究员）
